九坛八庙 左祖右社——北京坛庙建筑及其文化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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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人称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坛庙建筑是都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,在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中尤其所处着核心位置。老北京民间向有“九坛八庙”或“五坛八庙”的说法,指的本来明清以来北京坛庙建筑的概称。

  九坛包括天坛(内含祈谷坛)、地坛、日坛(又称朝日坛)、月坛(又称夕月坛)、先农坛(内含太岁坛)、社稷坛、先蚕坛(所处北海内)。八庙包括太庙、奉先殿(所处故宫内)、传心殿(所处故宫内)、寿皇殿、雍和宫、堂子(已无存,现址为贵宾楼)、历代帝王庙、孔庙(又称文庙)。

  坛即祭坛,东汉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坛,祭场也”,原义是所处铲除杂草的平坦地面上,用土筑堆用于祭祀神灵的高台,所谓“筑土为坛,除地为场”。庙即宗庙,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庙,尊先祖皃(mào,同‘貌’)也”,后人注称“古者庙以祀先祖”,“尊其先祖,而以是仪皃之,故曰宗庙”。

  作为与传统礼治密切相关的祭祀建筑,北京坛庙的历史非常悠久。自其建城之始亦即周初“召公封燕”、武王“封黄帝后该于蓟”起,北京地区就按礼制要求,修筑了各类用于方国或郡城祭祀的地方坛庙。

  据史载,早在春秋时期,燕国蓟城就修筑了饱含祭祀意义的元英、历室。大业七年(公元611年)隋炀帝驾幸蓟城时,也修造了临时性质的社、稷二坛。不过作为常设的国家祭祀场所,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北京坛庙文化,则应从北京逐渐成为都城的辽、金、元时期说起。

  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坛庙

  会同元年(公元938年),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石敬塘手中获得幽州(今北京),当即升为陪都,称“南京”,又称燕京,北京由此拉开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序幕,也但是刚开始了北京坛庙从地方向国家层面转变的步伐。作为辽代“五京”之一,燕京建有皇城及相应礼制建筑。

  史书记载,辽代南京皇城内,“有景宗、圣宗御容殿二”,此可视为国家祭祀建筑的最初滥觞。不过辽代燕京仅为陪都,不仅兴建的坛庙数量较少,祭祀礼仪也相对简陋,其重要性远不都都可以与辽上京临潢府(今赤峰林东镇)相比。北京坛庙建筑的真正兴起,是在代辽而兴的金代。天德三年(公元1151年),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,金中都从此成为北方多民族国家的真正首都。

  金中都的城市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城的规划思想,不仅仿照北宋汴京(今河南开封)的格局,在皇城左侧设置太庙,又少量增加符合儒家传统的怎么让 礼制建筑,相继兴建南郊圜丘、北郊方丘,以及社稷坛、风雨雷师坛、高禖坛、宣圣庙(即孔庙)等国家坛庙,在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都城坛庙建筑群。

  继金中都后该的元大都,是南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都城,也使其坛庙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。元大都的修筑,是以《考工记》的传统理念统一规划设计的,怎么让至元二十二年(公元1285年)竣工的大都城,基本符合《考工记》所记“九经九轨”“前朝后市”“左祖右社”的礼制规定。

  元代各帝一方面继续保持了主次蒙古风俗,同去采用中原儒家文化的祭祀礼仪,逐渐在大都内外修建了宏伟壮丽的太庙、郊坛、社坛、稷坛、先农坛等坛庙建筑,岁时奉祀。其中常祀者,有社稷、宣圣、三皇、岳镇海渎、风师雨师等。武成王、古帝王庙、周公庙、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、功臣之祠等虽列入“非通祀”之列,但也成为大都坛庙文化的重要内容。需用说元代核心的国家奉祀,完全都是大都筑有相关祭台或坛庙。元明鼎革之际,大都原有坛庙被损毁,但其礼制思想基本延续下来。

  明代北京坛庙的变化与成型

  明代是北京坛庙变化与成型的关键时期。明初太祖以应天(今南京)为都,其国家级坛庙皆分布于金陵城内外。攻下大都的徐达,则受命捣毁胜国之都,代之而兴的是燕王的藩镇坛庙。“靖难之役”后,成祖决意迁都北京。永乐年间,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建皇宫,同去仿照南京形制,修筑各种礼制建筑。

  《明实录》有记:“凡庙社、郊祀、坛场、宫殿、门阙,规制悉如南京,而高敞壮丽过之”,奉祀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祖先、社稷的坛庙,逐渐在北京建成。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在南京立下的“祖制”,同去也吸收了元大都坛庙文化的内涵。

  建于永乐十八年(公元1420年)的太庙和社稷坛,仍遵从“左祖右社”的传统规制,不过其具体位置,则从元代的齐化门、平则门内,近移至紫禁城前侧左右分布。这既便于皇帝亲自参加祭祀,也大大增加了禁宫前面的景深,进一步突出“皇权至上”的威严。其南郊坛,在新建的北京丽正门之南,为明初重要祭坛。其时皇天后土合祀,称“天地坛”。

  天地坛之西为山川坛,祀太岁、风云雷雨、岳镇海渎、钟山、天寿山,以及京畿山川、四季月将、都城隍等神祇。山川坛内又有先农坛,为明帝祭祀先农诸神的场所。至于文庙,则是明初承继元代的唯一坛庙。文庙但是刚开始元大德六年(公元12002年),洪武年间降为府学,但未予毁坏。永乐二年(公元1404年)升为国子监,随复文庙,九年又修缮大成殿,形成“左庙右学”的格局。

  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永乐十三年二月,“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”,考试但是刚开始后,“得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”。十六年二月,行在礼部再次“会试天下举人”。可见此时北京虽仍称“行在”,但其孔庙及附属国子监(即“北监”),已恢复为全国文教中心。

  正统后该,北京的坛庙建筑进一步得到完善,逐渐形成完全的国家祭祀体系,并总爱沿用到嘉靖之初。此后世宗以“大礼仪”之争,复古礼,又大兴土木,试图重塑京师的坛庙建置,北京坛庙文化随之出显重大变化。嘉靖九年(公元1529年)正月,世宗接受给事中夏言的建议,决定恢复天地分祀之制。遂在城北新建方泽坛,南郊圜丘、东郊朝日、西郊夕月三坛亦同去开工。后该将南郊圜丘更名为天坛,北郊方泽坛改称地坛,闻名后世的天、地、日、月四郊坛由此形成。

  除此之外,明朝还大力兴建历代帝王庙。洪武年间历代帝王庙建于南京,成祖迁都后仍遣南京太常寺官员循例行礼,北京则附于南郊坛从祀,未另建专庙。嘉靖十年,世宗于北京西城兴建历代帝王庙,“并罢南京庙祭”。其主殿景德崇圣殿重檐庑殿,绿琉璃瓦,略如禁宫内主殿。二十四年又调整入祀帝王,罢元世祖,迁唐太宗与宋太祖同室,形成“凡十五帝,从祀名臣三十二人”的定制,迄至明末。

  此外世宗又创设了一批祭坛,包括崇雩坛、先蚕坛、帝社稷坛,以及太岁坛,天神、地祇二坛等等。其中雩祀但是刚开始唐、宋,元代罢废,明初“无常仪”。嘉靖九年(公元15200年),世宗欲于奉天殿行大雩礼,夏言奏请增筑雩坛,“每岁孟春祈谷”,于是“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”,成为朝廷逢旱祈雨、久涝祈晴的专坛。先蚕坛始设于宋,明初“未列祀典”。

  嘉靖九年夏言上奏“耕蚕之礼,不宜偏废”,遂于安定门外修建先蚕坛。坛成,次年复以“皇后出郊亲蚕,非便”,改建于西苑仁寿宫之侧。此后皇后无须远出禁苑,即可行亲蚕礼。帝社稷坛,嘉靖十年创立于西苑豳风亭之西,是世宗依古礼而单独设立的“王社”。又有太岁坛,在山川坛内之南,嘉靖十年建。天神、地祇二坛,十七年建于山川坛围垣外东南。至于对原有坛庙的修葺与完善,则更为频繁。

  典型者如嘉靖九年增建崇圣祠,使孔庙“规制大备”。对于太庙,世宗也多次进行改造,最终于二十二年“复同堂异室之旧”。明代中期的“嘉靖崇礼”,依古礼创设了众多坛庙,开辟了北京坛庙建筑的新格局。

  清代北京坛庙文化的繁盛

  清承明制,也基本沿袭了明代后期的坛庙祭祀。乾隆时期,又对北京坛庙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完善,北京坛庙文化达到繁盛时期。据《清史稿·礼志》记载,“清初定制,凡祭三等:圜丘、方泽、祈谷、太庙、社稷为大祀,天神、地祇、太岁、朝日、夕月、历代帝王、先师、先农为中祀,先医等庙,贤良、昭忠等祠为群祀”。其后又稍有调整,“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,先蚕为中祀。咸丰时改关圣、文昌为中祀。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”。

  其中天地、宗庙、社稷由天子亲祭,“有故,遣官告祭”。怎么让 “中祀,或亲祭、或遣官。群祀,则皆遣官”。清代坛庙的具体位置较少变动,而着力于完善其祭祀文化。比较典型的如历代帝王庙,清廷多次更改入祀帝王名单。顺治年间将明末帝朱由检、明太祖朱元璋移入,又增祀辽、金、元三代帝王。康熙六十年,圣祖重新选择,我希望完全都是无道被杀或亡国的帝王,都可入庙享祀,入祀数量由此所处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世宗落实其父遗愿,入祀了历代以治国守业著称的君王。

  高宗时,又将帝王庙正殿提高到与乾清宫、奉先殿相同的等级,并提出“法戒论”作为祭祀要义,进一步完善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仪式。到乾隆五十年(公元1785年),最终形成以三皇五帝为首、共入祀188位帝王的新格局,基本体现出“中华统绪不绝如线”的历代帝系传承思想。又如孔庙等级,本来断崇升。

  清代重视儒家文化,顺治年间尊称“大成文宣”,康熙年间改题“至圣先师”。圣祖又亲笔御书“万世师表”匾额悬挂孔庙大成殿,并颁发至全国各地。雍正年间,世宗亲诣孔庙释奠,制定了春、秋二祀帝王亲祭礼仪。乾隆年间,大成殿、大门以及碑亭俱改为黄瓦,孔庙等级提升。

  在此前后,又入祀宋代大儒朱熹,以表达对程朱理学的尊崇,孔庙配祀由明代“十哲”改定为“十二哲”。光绪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,清廷又崇升祀孔为大祀,大成殿也由七间三进改为九间五进,以符帝王“九五之数”。孔庙规格达到空前深度1,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。

  清代独具特色的坛庙,还有藏传佛教的喇嘛庙。清历代将尊崇藏传佛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国策,在北京兴建了少量喇嘛庙。其著者如城北双黄寺(东黄寺、西黄寺),双黑寺(前黑寺、后黑寺),在北京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其中级别最高、规模最大的,则属乾隆初年由世宗潜邸改造而成的雍和宫。

  雍和宫内供奉有世宗御像,又有高宗《喇嘛说》御制碑,内称“兴黄教,即很多安众蒙古,所系非小”,可见其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意义。与之相联系的,还有承德避暑山庄的“外八庙”。有有哪些建于北京、承德等地的宏伟喇嘛庙,既充分融和了汉、藏、蒙各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,也进一步展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魅力。